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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一端要尊重原著，一端要融入新的语境，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学者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他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但翻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众多翻译家的使命感，从而勇于坐冷板凳。鲁迅先生翻译了很多著作，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提出：“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正是看到翻译具有“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作用，鲁迅先生才译著等身。
学者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准则。怎么做到信达雅呢？学者马建忠认为：“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但是关于翻译之“雅”是比较有争议的，如果原文不雅怎么翻译呢？这时候“雅”就有粉饰的嫌疑了。例如一些莎士比亚戏剧的中译本其实不是全译本，而是“洁本”，很多粗俗的用语被删掉了，这样的翻译可能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了。
翻译应该尊重文化的差异，在翻译时套用成语、俗语，如果对外国或我国的情况理解不到位，容易让不同文化语境的读者产生误会。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译者在翻译时会改写原著，虽然符合中国的阅读习惯，但未必是“善译”。翻译的作品会让读者对别的文化产生第一印象，印象一定要真，不能求同灭真。周作人在《余音的回响》中就提出：“翻译的外国作品，正因为‘习惯和思想上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有点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才有看的价值；倘若因这点不同而看不惯，那么最好不看以免头痛——更最好是看自己的作品。”
翻译的主观性不可否认，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但尊重原文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翻译要传达作者的意图，信息要准确，基于原文的翻译更可信。正如林语堂所说：“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全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很多汉语词汇是通过翻译来丰富的。语言显示了人类认识的边界，词汇的丰富显示了人类认知的扩张。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在历史上，很多汉语词汇被日语吸收，至今还保留着。近代以来，很多日语词汇则被汉语吸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此外，我国历史上曾大量翻译佛经，如今很多词汇无论在哲学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作用，正如学者梁启超所说：“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值得一提的是，优秀的译者哪怕是音译也传神，例如钱钟书把美国学者桑塔亚那译为“山潭野纳”，杨绛把堂吉诃德的坐骑罗西南特译为“驽骍难得”，都是妙笔。
翻译有时代性，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学识的深入，很多译文的缺点会暴露出来，于是就出现了译文的修订。当代学术著作也需要这种译文的修订。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版）到2012年已经出了4版，到2020年已经印刷了5次，但其中引用乔纳森·卡勒的《当代文学入门：文学理论》一书时，标注的出版社一直是错的。另外，该书在2013年再版时改为《文学理论入门》，对译文进行了修订，如以前译为：“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后来则译为：“文学既是文化的杂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制造混乱的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从“声音”到“杂音”，从“强大的促进力量”到“制造混乱的力量”，意思是不一样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应该用修订后的译文，而不是沿用旧译，让“修订版”名副其实。需要与时俱进的，除了译文，还有注释。当翻译无法准确传达本意时，注释的作用就凸显了。但在今天看来，很多译作的注释已经成为历史局限的注脚，很不合时宜了。
翻译是一项建造文化交流的巴别塔的事业，在弘扬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好的翻译可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中丰富自身、了解世界，正如作家梭罗所说：“凭借丰富的人类文明的精华，我们才有最终荣登天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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