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起，每天早上七点，昌平苹果种植户李淑芳就开始钻进自己的果园忙碌，春夏是要为苹果做疏果作业的时间，对于李淑芳，未来的这个月自己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服务好园子里的二百多亩苹果树。而在京北昌平，这样的“李淑芳”一共约有2600余户，共同服务着这片土地上的2万亩苹果园。
明代农学著作《二如亭群芳谱》中有写道：“苹果出北地，燕赵者尤佳”。吃过昌平苹果的人，不会轻易忘怀它独特的果肉香气。昌平是距离北京市民最近的苹果产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昌平已经开始了规模化的生产和种植，许多老北京人记忆中本地国光苹果的第一棵树苗，就种在昌平南口镇；八十年代前后，六根来自日本的红富士苹果的接穗和矮化种植技术，为新一轮昌平苹果产业化发展拉开序章，从此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北京市民的味蕾上，苹果这种寻常水果也有了专属于本土的香甜味道。
5月12日，李淑芳正在为园区内的苹果树疏花疏果。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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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三十年 种植户搭上产业发展的快车
从北京城区出发，顺着京藏高速一路向北京西北方向延伸，李淑芳的中卡友好采摘园就在乐多港和八达岭奥莱之间。
400亩的园区，包括富士、王林、国光等品种的苹果树种植面积占去了一多半。每年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是果树疏果的关键期，种植者需要减去果枝杈上多余的幼果，以减少果树养分的消耗。这段时间，李淑芳多半要住在园子里，除了睡觉吃饭的时间，她都骑一辆带座椅的电动滑板车，穿梭在园区的几片苹果树之间。
园子里有苹果树绝大多数是传统的乔化砧，所谓“砧木”，指的是树苗嫁接时所用的植株，也指整棵果树，乔化砧苹果树的树形挺阔高大，冠幅宽长，李淑芳个子不高，她戴着手套，拿着修剪工具，几乎全程都需要仰着头作业。树种得久了，她人到了61岁还是火眼金睛，外行人分不清的果树品种，她打眼一看树叶就能叫出名字。五月份幼果还是青绿色，掩映在树叶下，她只瞅了一眼，就能揪出那些疏果后还未修剪的漏网之鱼。
自1994年钻进这片果园，李淑芳半辈子都在与果树打交道。30岁之前，李淑芳还在当幼儿教师，在那个年代，转行经商创业，还被称为“下海”，她说自己算是新一轮规模化种植昌平苹果的第一批种植户，对于苹果种植技术的了解，当时30岁的李淑芳知道得并不多。但得益于2000年前后昌平苹果产业空前的发展速度，作为种植户的李淑芳成长得很快。
2003年，昌平苹果的年产量达到2.6万吨，年产值8500万元，苹果也成为了昌平山区、半山区农村的支柱产业，当时，昌平苹果标准化示范区也是北京市第一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李淑芳记得，2003年前后，自己还曾与昌平区的果树专家们一同前往日本考察交流。这是一段产业发展的高峰期，随着京郊旅游观光业的发展，昌平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近郊采摘地。李淑芳想，或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积累了昌平苹果最初的名气，北京市民终于尝到了来自本地的苹果味道。
提高果实质量 青年人率先探索新技术
二十年过去了，与李淑芳同一批的果园种植者已经老去，这也意味着，昌平苹果的种植从业人员多数进入到了老龄化的阶段。每年霜降之后，靠着这口清脆的甜味儿，采摘者络绎不绝地涌入昌平，销售园区里数以万斤计的苹果，对李淑芳来说不是难事。她告诉记者，园区里的果树之前经过了一次更新换代，现在树龄多数都在10年左右。
苹果树树龄约在30年，10岁的苹果树正值壮年。李淑芳说，这是属于果树最好的时候，但对于她，以及许多昌平本地的果农来说，最有精神头儿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年轻人在昌平的果园里并不太常见。如果能在售卖昌平苹果的网店商铺或是昌平苹果园里寻到年轻人，那么这个人多半会是陈彬，或者是来自陈彬的小团队。
13年前，陈彬扎进果园准备成为一名昌平果农的时候，他才22岁。在昌平区南邵镇蟒山山脚下，陈彬经营的新宇农业观光园与昌平传统的苹果采摘园的气质不太相同，这里60亩苹果树多是矮化砧，对比乔化砧的果树，它们从栽植到产果的时间间隔更短，因为冠幅较小，种植密度也远远高于传统果园，栽植在园区里，果树们整齐得像在站岗。矮化果树的果实拥有了更长的日照时间，成熟后苹果的个头会更均匀，口感也相对脆甜。
5月17日，在陈彬的采摘园里，矮化密植的苹果树应完成疏果作业，静待丰收。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陈彬回忆起2010年刚开始经营果园的时候，昌平矮化的苹果树已经种植了一定的规模，“但都是常规种植，1亩地大概种66棵树，还算不上是矮化密植。我们想用一些新的种植模式，也是在区林业局的帮助下，开始尝试了密植矮化树苗。”
日本品种与矮化技术 构建昌平苹果的种植结构
昌平区推广矮化砧苹果树的时间要从2003年说起。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高级工程师耿军告诉记者，矮化的栽培技术事实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流行，昌平区对这项技术的探索开始于八十年代末，经过十年的实验、技术成熟后，才开始在本地的农户和生产单位普遍推广，距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
除了上述陈彬提到的那些优点，在耿军看来，矮化技术也与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北京更为适配，“通过密植技术，矮化果树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更充分，种植的植株数量约能达到传统乔化植株数量的4.5倍。”
林果业的技术更迭伴随大量的时间成本，耿军介绍，即便是在当下，矮化技术仍然是国内外最主流和前端的栽培技术。“实际上当初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昌平都算得上是先行者。”耿军介绍，现阶段全国矮化苹果的栽培比例在15%左右，而昌平的比例能达到40%。
虽然李淑芳和陈彬所经营的两个果园，在种植技术上的选择有所不同，但在种植品种上，经营者的决策几乎是一致的——日本富士占据了多一半的种植比例。耿军说，这也是整个昌平的缩影。
他解释，这因为日本选育的品种更适合东亚地区的气候特点和受众口味。“实际上富士是一个很大的品系，市场以富士为母本的品种很多。昌平目前主打的工藤富士，在本地的种植比例已经接近80%。”
80%这个数字在林果专家眼中，于昌平苹果产业发展的过程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数字。“富士本身属于晚熟品种，种植比例偏高，在集中上市时，一些小农户或许会面临不小的压力。”耿军提到，富士凭借甜脆的口感以及耐储性，进入昌平后，替代了很多昌平种植的老品种。最近十几年间，林业部门不断引进新品种，单单是耿军经手引进的品种已不下100个，“经过观察筛选，有十余个品种还不错，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但从现阶段综合性状表现来看，或许还很难撼动富士苹果在昌平市场、北京市场的‘霸主’地位。”
线上与线下销售结合 农业会嘉奖专注和敢于尝试的人
实际上，无论是陈彬还是李淑芳，都很少会面临农产品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农业会奖励带着专注和热忱投入其中的人，所以每年霜降之后，即便有几百亩的果树，但凭借能够代表昌平苹果优质质量的果实，李淑芳的苹果从来都只有供不应求；农业也会嘉奖敢于尝试探索前端技术的人，所以陈彬在林业部门的引导和帮助下，通过矮化密植技术，种出了高品质的苹果，真实地挣到了可观的收入。
2022年11月4日，霜降节气后，昌平苹果陆续到了采收期。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在耿军看来，李淑芳和陈彬是非常优秀的昌平苹果种植户。“虽然两人也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但他们都提供了很好的规模化种植路径，对市场有一定的认知，也敢于作决断。”
李淑芳的种植方式更传统、精细，随着昌平苹果的产业化发展，她自己完成了种植经验的积累，与她接触过的人很容易被她的专业度吸引、信赖。所以李淑芳的客户多来自于线下，有的甚至是相识许多年的老客户。而在陈彬的果园，来自线上的订单则占据了大部分比例。陈彬是第一批在网购平台开网店售卖昌平苹果的种植户，采摘比例只占到40%，其中也有许多是通过线上转化而来。
但耿军也提到，两位种植者产销环节顺利，并不足以代表全部的昌平果农。“与我国大国小农的农业基本情况一样，昌平果农大多以散户为主，基本户均种植面积在5亩左右，他们才是昌平苹果产业中的‘大多数’。”但小农户们各自为战，传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要求。
耿军进一步指出，都市型农业的市场，讲究的是农产品的质量和口感，这就意味着从业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和精力，才能获取更高的收入。除了有自己的果园，陈彬也为昌平的苹果种植者提供社会化服务，他告诉记者，如果苹果的品质一般，卖不上价格，小农户难以持续投入，往往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在观念上，我们寄希望于小农户能够通过引导，去学习尝试，拥抱新的市场环境和科技成果。在扶持上，我们也在探索社会化服务的形式，希望能给予农户更多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持续引导，发力的一个方向。”耿军说。
深度转型期 需要产业和农户共同面对
实际上，昌平种植苹果的历史并不短。燕山山脉在这里横贯东西，京密引水渠在南部缓缓流淌，作为优质的苹果产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昌平已经开始了规模化的生产和种植，许多老北京人记忆中南口国光苹果的第一棵树苗，就是在1958年“落户”种植在昌平南口农场的。
随后的二三十年间，昌平苹果经历了漫长的经营种植过程。直到1979年，六根来自日本的红富士苹果的接穗和后来处于实验期的矮化砧木种植技术，为新一轮昌平苹果产业化发展拉开了序章。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昌平苹果生产面积达到2万亩，总产量达到1000公斤，2600户果农共同创造了数以亿计的产值。
2022年11月3日，李淑芳正忙着分拣苹果。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摄
在耿军看来，昌平苹果产业的发展基础十分丰厚，除了天然的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外，还接近北京城区，坐拥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样近的距离，能让北京市民品尝到成熟度更完全的本地苹果，也让昌平苹果有了明确的销售方向。同时，随着市民对都市休闲农业需求的增长，昌平的果园也能为北京市民提供服务。
但在另一方面，耿军也理解农户们当前的顾虑。近些年，国家的土地政策有所调整，第二轮土地承包也即将期满，大的政策环境也影响着产业发展的后续投入。“因此很多产业从业者会存在一种观望情绪。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目前是产业和农户都需要共同面临的深度转型期。”
耿军觉得，在这期间更需要的是产业带动农户去完成适应、调整，“用技术手段和个人的专注与努力，共同协作推动产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抓住政策中的机遇。毕竟，走出这个阶段，产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耿军说。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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