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这个词自从进入大众舆论以来，似乎就一直陷入无穷的争议之中。每每有抑郁症患者意外身故，各种无根据的猜测、误读、偏见、甚而是污名化阴谋论，往往在第一时间便风急雨骤，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怠慢了哀悼逝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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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仍然缺乏将抑郁症作为一种难以治愈疾病的心理准备，更不用说必备的科学素养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已有约3.5亿人被抑郁症困扰，每个人在一生中患上一次抑郁症的比例更是超过了10%，每年全世界都有超过10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身亡。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抑郁症正成为当前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大威胁。
“抑郁症真的离我们不远,甚至可以说就在我们身边。”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在《笑到最后：科学防治现代五大疾病》一书中写到。
但是，正如王立铭所说，和很多人类疾病不同的是，抑郁症这样没有明显器官病变的精神疾病，长期被人类忽视和误解，这严重影响了抑郁症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直到今天，全世界只有一半左右的患者接受过有效的治疗，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甚至不到2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人类而言，我们对抑郁症的认知，还停留在丘吉尔时代的“黑狗”。他曾有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这是丘吉尔的至暗时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至暗时刻。
二
每当曝出抑郁症患者意外身故的消息时，最流行的误读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偏见认为抑郁症患者天生脆弱，患有抑郁症不过是一个人意志不坚定、能力不足的借口，内心强大的人是不会患有抑郁症的。
2014年8月，知名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离世，当时曾有网友想当然地表示：“活着不是比死更难吗？爷们儿不是应该选择难事，而不是简单的事去做吗？”
看到这些“语多乖谬”的猜测，曾患抑郁症的资深媒体人张进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表示：
“抑郁症患者因其大脑内部化学元素失衡，他的肉体和精神遭受个人意志无法控制的双重重创，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比癌症更深刻的痛苦……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追悼逝者，请先理解他。表达感情，请先尊重他。不要想当然，不要信口开河；更不必装模作样，声情并茂。”在张进看来，抑郁症患者不是脆弱、“不适应环境”的同义词。
逝者已矣，对于浅墨，我们同样不应该似是而非地给他贴上各种诸如脆弱的标签，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抑郁症患者的道德审判。
正如张进所说，抑郁症绝不是思想痛苦导致的情绪低落或者自暴自弃。它有着深刻的生理与生物学根源，与其他疾病一样真实。
第二种误读是强行将抑郁症患者的不幸同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挂钩。孙仲旭去世时，曾有论者暗示这与他作为“兼职翻译的艰辛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回报”有关。
张进也承认译者生存状态艰辛这个事实，但他反对将此与孙仲旭之死勾连，认为这是典型的借题发挥，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事实上，在一个短时间内，仅仅个别诱因，不可能触发抑郁症”。
在浅墨身故一事上，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强行解读，没有根据地将抑郁与绩效和工作进度拉上关系。一位接触过浅墨的媒体从业者在知乎上发文称：这些都是没有来由的猜测，“过于耸人听闻了”。
显然，这又是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三
甚至可以说：随意将抑郁症同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做关联是反科学精神的。
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在《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一书认为：“没有任何年龄、性别或社会群体可以对抑郁症免疫，即便我们已经在使用严格的标准来定义临床抑郁症，它仍然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人类体验”。
在抑郁症无远弗届的侵略性面前，各个人群都概莫能外，这和你在哪个行业工作没有本质性联系。
当然，过大的工作压力有可能诱发很多疾病。但适量的工作对抑郁症甚至是一个正面因素。
《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指出：“研究表明，对很多人而言，就业对抑郁症的发展可能具有保护作用，而失业或社会经济剥夺等应激因素可能会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症的概率”。
简单说就是，不工作，而不是工作，才是导致抑郁症发生或恶化的原因之一。
如果要将工作与抑郁症做一个进一步的科学关联的话，抵抗污名化很可能是答案之一。
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不仅源于疾病本身，也源于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和偏见。
按照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这两位英国专家的说法：“抑郁的个体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局面和困难，尤其是他们的同事可能无法理解他们工作效率低下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职尽责’”。
这还可能带来恶性循环，因为患者有可能无法保住目前的工作，这会进一步损害他们的自信和自尊。“这不仅会减少他们找到新工作的机会，还会成为他们生活中更进一步的压力因素，增加抑郁持续或复发的概率。”
更让人唏嘘的是，很多抑郁症患者自己对抑郁症也存在着偏见，他们因此产生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以及强烈的病耻感，从而加重了病情。
病耻感令抑郁症患者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也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不愿意将病情和感受告诉别人或就医。也因此，我国目前仅有2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对此，张进在《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一书中也表示：“由于社会舆论对患者的蔑视，甚至患者本人也自我轻视，他会下意识地掩盖病情，用最大的意志力维持日常生活，不愿意放弃‘尊严’，不愿意对人倾诉，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与其去对浅墨的工作环境和身故原因作无端揣测，不如更多的关注如何创造一种对抑郁症患者更加“友好”的环境，鼓励他们在需要时大胆寻求帮助，而不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隐瞒自己的病情。
同时，从自己做起，在工作与生活中关心有抑郁症倾向的同事友人，尽可能地宽容与理解他们。
四
人类对于抑郁症最务实的态度是：做好与之长期共存的准备。
正如王立铭所说，人类对抗抑郁症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有可能，我们虽然在局部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在整个战场上，我们至今都还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即使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当一个抑郁症患者就医，医生拿出的很可能只是一份极其粗糙的调查问卷，他只能根据患者最近心情如何、饭量和睡眠时间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自杀的念头等来作出疾病诊断。
王立铭就此认为：“人类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定义还停留在上古时代，还没有能力把一种疾病严格地定量化、物质化、直接关联到某个可以深入研究的物质基础上去。”
那么，我们如何与抑郁症长期共存？
最重要的当然是医学的持续进步。2019年3月，Spravato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正式上市，这是30年以来，第一款上市的全新抗抑郁药，用王立铭的话说就是：人类渴望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特别是作用机制全新的抗抑郁药，实在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
不过，时至今日，关于抗抑郁药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争议。
在科学彻底能解决这只“黑狗”之前，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恐怕还是抵抗偏见。
停止对抑郁症患者的标签化，让什么脆弱和精神不强韧的偏见见鬼去；让抑郁症患者敢于对同事和朋友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陷入无边的耻辱感；为抑郁症患者创造积极就医的社会环境，而不必担心被歧视和被污名化。
所谓抵抗偏见，这当然也包括患者本人。作为全球最知名抑郁症治疗专家之一的保罗·吉尔伯特曾说过：“抑郁的目的在于迫使你停下来弄清楚自己是谁，将走向何方。它要求你给自己定位，这虽然痛苦，却是产生转变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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